张国焘与三个老乡的关系

从小早起

    江西萍乡有三个人（应该是职业革命家）与张但是当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和再说张国焘在延安期间在多次批判和检讨后，再说宋侃夫后来在西路军红军总部7局（或者张国焘死在多伦多，也葬在多伦多。他的一个凯丰（何克全），死在北京，葬在八宝山东区宋侃夫病逝在北京，好像葬在武汉。他的父母我在几个名人的住地看过，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宋侃夫(1909一1991)，原名民奎，高自立(1900.07.07～1950.何克全，中共七大正式代表。1906年生，1936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地方工作委员会宋侃夫是我党第一代无线电通讯和技术侦察专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扬曾希圣与宋小荻说，老家江西萍乡人民对宋侃夫的最初那年秋天，宋家突然放出话：他们家早年去浙对宋家的这场“丧事”，许多人觉得有些蹊跷过了不久，人们才知道，宋家的那场“丧事”宋侃夫刚一迈出监狱门，就同党组织取得联系宋侃夫这一走，可愁坏了家里人：保外就医期1931年初，党中央把宋侃夫从上海法南区1931年9月，中央下达决定：“在中央搞这些密码的编制主要由英文字母变化组成，没宋侃夫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后。立即与王子纲、1932年初，部队在新集北的潢川打了一仗这年2月，在河南新县钟家畈的一间简陋的小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立脚生根，严重威胁四川军为搞到敌人的核心情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电台情报与部队地面侦察得来的情报一致，徐破译成功后，只要敌人电台以“通密”发报，对敌斗争形势不断发展，敌人的密码改得很频为掌握敌情，宋侃夫和电台的同志每天都在昏1934年底，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贵州被敌红二方面军长征入川，红四方面军也是通过敌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后来在西路军浴血奋战河西走廊时，宋侃夫还长征结束后，毛主席在延安曾对宋侃夫讲：“宋小荻回忆，父亲晚年时，手放在桌子上，还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红四方面军电台台在粟裕长期的军旅生涯中，有三个政工搭档比1930底，粟裕第一次出任师级军事主官：1931年2月，蒋介石令军政部长何应钦率1931年5月14日，朱毛发出“消灭王金职部昨日由罗坑出发，爬了四五十里高山，于这封简短却弥足珍贵的文件，是至今发现的粟红64师政委高自立比粟裕大七岁，江西萍乡担任红64师政委前，高自立与粟裕一样，基1931年夏也就是板坑战斗不久，高自立调1932年夏，高自立调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1933年5月起，他又调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在长征即将开始，红军将过最艰难岁月的19红军危机已过的1937年12月，高自立衣不过此后，高自立似乎失去毛泽东的欢心，一人生悲欢际遇，扑朔迷离，命运之神往往捉弄



      江西萍乡有三个人（应该是职业革命家）与张国焘有过直接关系，他们是宋侃夫，凯丰（何克全），高自力。其中宋侃夫和张国焘一样都是由上海去得大别山，只不过张国焘先去，并且是中央代表，在那时是一把手，而宋侃夫是個无线电情报专家，派到四方面軍管无线电方面工作。宋侃夫一到大别山，张国焘和徐向前等领导来给宋侃夫接风，在吃飯期間张国焘说你宋家在萍乡可是数一数二的 富豪啊，而宋侃夫也笑张国涛说；你家在萍乡也是旺族啊。的確，这两人的家庭都是地主和官僚出身，两人都是在大学生期间信仰上共产主义的，但张国涛是党的元老，影响之大那绝不仅在家乡那点地方的。估计宋侃夫参加革命肯定是受他影响不小。在大别山，在川陕苏區，两人为中国革命作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80年代我在军事博物馆曾经看到过张国焘的一个讲话原稿，那时正是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期间，由于中央红军在云贵川的地方军阀部队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四面包围之中，一段时间连架设電台的时间都没有，这边宋侃夫已经破译了国軍包围中央红军的部署，而中央紅军不知道，正奔那包围里去了，想告诉中央红军可电台联系不上，急得张国焘大骂，说：要是再联系不上中央，而让中央受到损失就要枪毙宋侃夫等人，幸虧联系上了，中央红军及时跳出了蒋军布置下的包围。这个功劳应该是宋侃夫最大，有的回忆录里还是有点滴介绍的。
      但是当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和毛泽东闹翻了，而第一个站出来向张国焘发难的竟然是在遵义会议上反对毛泽东出山的凯丰，这个在陈云，聂帅和張国焘的回忆录里有记录。而导致一四方面军分裂的导火索，解放后的一个说法是张国焘发了个电报给陈昌浩要武力解决.........所以中央红军离开了四方面军。但是在后来还有个说法；宋侃夫说没有那个电报，因为所有的电报都要经过他的手才能翻译出来，密码在他这里，解放后的党史專家找到宋侃夫核实，宋一口肯定没有看到这电报，这事在正史里不知道最后定下来没有，我们也不知道了。后来在七大期间，凯丰连中央委员也没有当上，据说是军事将领们和四方面军的代表不同意选他，他成了既反对过毛泽東又反对张国焘和四方面军将领的人，两方面的人都得罪了，终于成了直接从政治局的委员直接落选下来的第一人。他1955年在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中央马列主义学院院长的位置上病逝，那年才49，属于英年早逝的才子吧，幸亏早逝，不然也过不了文革那关的。
       再说张國焘在延安期间在多次批判和检讨后，给安排做了边区政府的副主席，和他直接作斗争的竟然是他的老乡高自立，这高自立可是个人物，大革命期间参加革命，工人出身，是个革命意志坚强，能文能武的人，参加了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为壮大红军和扩大中央苏区立下了汗馬功勞，做过红四军的政委，红15军的军长兼政委，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土地部长，没有參加长征是因为在5次反围剿前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一个国际职工大会，在苏联回来就做了边区的副主席，他是毛泽东的铁杆，张國焘的回忆录里对他没有说上半点好话，可见两人的关系很不好。可惜在战争期间多次负伤，身体不好，1950年在沈阳病逝，他死后，那原配小脚老婆回到萍乡老家，小时候我们经常能看到她，经常给我们讲在延安窑洞故事，和给中央的谁做了鞋子。我后来数了数，穿了这没有文化的小脚农村妇女做的鞋子的人包括了中央的大部分领导和主要将领，80年代老太太才去世。两人好像没有后代。
     再说宋侃夫后来在西路軍红军总部7局（或者九局）的局长，在祁连山的大雪里苦斗时，宋侃夫把几台破电台凑合成了一部好电台，终于联系上了中央，得到了中央向西到新疆的指示，党史人物传里是这样介绍当时的宋侃夫的；在快到星星峡的最后一仗期間，把电台砸了，密码烧了，手执两支驳壳枪拼死突围，老天有眼，中國共产党的優秀无线电专家终于活着出来了，后来回到延安。他和其他四方面军的将领一样开始也没有得到重用，后来是李先念要他去了新四军。解放后做了湖北省委的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这人胆大，在陈昌浩回到武汉期间竟然把四方面军的老人都找来见他们的老首长，还把陈昌浩的原配老婆也找来了。为这，文化大革命吃尽了苦头，在李先念做了国家领导人以后，还是给他安排了一个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职位，80年代去世。这人年轻时还有段传奇经历，在学校（现在的浙江大学）读书期间就给浙江省委装了一台电台，还自编密码，在战争期间国民党军的电报密码怎么换他都能破译出來，被人称为活本子。部队能打胜仗他的功劳不小。因为在学校被叛徒出卖被逮捕，他父亲是官僚，保他出来送回老家，被特务监视，特务就住他家，他父亲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成了坚定信仰马列主义的人，没有办法回头了，要救他的最好办法就是帮他逃出去，反正是个死，不死是他造化。后來他父亲想个办法，在外地买个冻死的流浪汉秘密运回家，然后说自己的儿子生病死了，还一本正经的做道場，他妈妈也哭的晕了过去，就这样在做葬礼的过程中宋侃夫逃了出来。解放以后，他回到家乡，亲自平了那假坟墓上那宋侃夫名字的墓碑。这个革命家真了不起。
       这就是萍乡这小地方在现代历史上几个传奇人物的点滴传奇吧。
        张国焘死在多伦多，也葬在多倫多。他的一个弟弟张国蔗，1930年在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任上被逮捕，被蒋介石批示马上枪毙在南昌。一個弟弟在家乡教书。
      凯丰（何克全），死在北京，葬在八宝山东区。墓碑上的瓷板照片不仔细看还以為是刘少奇。他的老婆应该都是职业革命家。
      高自立死在沈阳，葬在沈阳。好像没有后代。
       宋侃夫病逝在北京，好像葬在武汉。他的父母等家庭情况家乡人竟然都不清楚，也没有传说等消息。
       我在几个名人的住地看过，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比如凯丰的家（在萍乡老关）靠近李立三的家（在湖南醴陵），张国焘的家（在萍鄉上栗）離胡耀邦的家（在湖南浏阳）也不远，虽然是湘赣两个省份，靠的很近，都不到20公里。




“红色电波之父”——宋侃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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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侃夫(1909一1991)，原名民奎，又名坎福，江西省萍乡人，1909年9月出生在萍乡县城凤凰街月光塘 。1922年随父亲到浙江，在杭州市立小学读完高小课程后，就读于浙江省杭州甲种工业专门学校。1925年4月，他加入国民党。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在声援上海工人的正义行动中表现出色，经人介绍加入了共青团组织。1926年10月18日，中共杭州地委在西湖公众運动场召开市民庆祝大会，他上台作了支持夏超独立的演讲，而成为全市学生界的知名人物。1926年冬，杭州党组织决定将他转为中共党员，暂时负责杭州团的工作。1927年2月赴武漢，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处鼓动科任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他回到杭州。8月，杭州支部工作指导委员会成立，他任书记；统一管理全市62个支部的577名党团员。9月，因叛徒出卖他被捕，解至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1928年6月，转到国民党浙江省反省院普通院。1930年4月，他获准保外就医，于是他趁机与共青团杭州中心市委书记接上了关系；9月，他从杭州到上海，任上海法南区委秘书长、組织部长。1931年初，他调往中央特科学习无线电报务；9月，赴鄂豫皖苏区，在军委参谋部负责谍报和机要工作。此后，他随红四方面军部队参加了數次反围剿战斗和万里长征。1936年10月，又随西路军西征宁夏，先后任电务处长、统管红军电台的三局局长。1938年7月，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3月，毕业后他先后在陕北公学、延安工人学校、延安鲁迅藝术学院和延安大学，任组织科长、党总支书记、干部处长、政治处主任、秘书长等職务。1946年底，他重返部队，到晋冀鲁豫根据地工作。1947年8月，他被任命为第十二纵队政治部主任；11月，任江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纵队黨委和军区党委委员。1949年7月，湖北沙市解放后，他一直在湖北省任职。先后任沙市军管会主任、中共沙市市委书记、湖北省委委员、省总工会主席、省劳动局局长、省委城工部部长；中共武汉市委常委、武汉市副市长、市长、市委第二书记、市委第一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常务书記兼武汉市委第一书记、中央中南局委员。1978年10月，他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1年4月4日，在武汉病逝。

高自立  下载附件 (47.74 KB)


高自立(1900.07.07～1950.01.09) 江西省萍乡青山源头人，原名高省烦，曾用名高志立、高节源、化名李友生、周和生。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三军政委兼军委书记，红五军团十五军政委兼军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长，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陕甘寧边区政府代主席，中共七大正式代表。1950年1月9日因病在沈阳逝世，葬于沈阳北陵烈士陵园。高自立 同志的方形圆顶大型墓葬居中，墓高、宽各4米，长5米，钢筋水泥顶，墓顶南沿正中立有一水泥制涂红五角星，下面是一块长方形水泥碑，上面镌刻着高自立同志的简历。

何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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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克全，中共七大正式代表。1906年生，江西省萍乡老关人。又名凯丰、何凯丰。农民家庭出身。萍乡中学畢业，后入武昌高等師范學校，在校期间参加學生爱国运动。1926年7月回萍乡组织农民协会，任宣传干事。1927年2月任湖北学生联合会学生杂志编辑。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5月参加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秘书处工作。6月任武昌中山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7月任共青团武昌山前区委宣传委员。大革命失敗后，被派往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冬回国，12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1月任中共中央特派员赴香港巡视团的工作。3月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同年春至10月任共青团两广省委书记。其间，5月被国民党逮捕，8月经组织营救获释后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長。1932年转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参与领导全国革命根据地团的各项工作，发动青年參军參战，建设和保卫革命根据地。1933年4月至10月、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記。193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蘇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員会执行委员。参加中央苏区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同月至1935年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供给部政治委员。1935年1月出席遵义会议。同月至1937年7月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年8月起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同月至1936年7月、1937年2月至6月任中央少数民
1936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地方工作委员会委员。同年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兼红一方面军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参加直罗镇和东征战役。1936年5月起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部长。同年至1937年为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成员。1937年2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2月任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成员。1938年3月至10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員、宣传部部长、党报委员会委员、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并兼管湖北省委工作。同年9月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39年1月至1940年11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务委员、宣传部部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并兼管川东、川西省委工作。之后奉调回延安。1941年至1943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1941年2月至1943年3月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書记。1941年7月至1943年3月任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41年7月至12月任中央学校教育管理委员会主任。8月为中央書记处工作会议成员之一。12月起为中央出版委员会成员。1942年3月至1943年2月任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1943年3月至1945年8月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1945年4月至6月作为大后方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同年8月至1949年5月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1945年8月至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10月赴东北工作。此后至1949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兼管哈尔滨市委工作。1946年7月起兼任《群眾》编委会副主任。1948年6月至1949年6月任东北局黨报委员会书记。1948年7月起兼任《党的工作》编委会副主编。8月起任中央马列学院东北分院副院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1950年9月至1953年11月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1951年2月至1953年1月任东北人民政府委员。1952年9月至1955年3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3年3月至1954年11月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1955年3月23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宋侃夫是我党第一代無线电通讯和技术侦察专家之一，作为来自上海的“火种”，他与蔡威、王子纲并称红四方面軍“情报三杰”，他们三人联手于1933年2月解开四川军閥的密码“通密”，为红四方面军在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和配合红军长征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扬曾希圣与宋侃夫领导的軍委三局：“没有三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三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昨日，宋侃夫之子宋小荻讲述了父亲传奇的革命生涯。
　　设灵堂大摆“迷魂阵” 抛家业踏上革命路
　　宋小荻说，老家江西萍乡人民对宋侃夫的最初了解，是发生在1930年的一件传奇故事。
　　那年秋天，宋家突然放出话：他们家早年去浙江读书的儿子宋侃夫，前幾天在湖南衡山南岳庙進香返回的途中不幸淹死在湘江。接着，便见宋家在祠堂里设“灵堂”，又派人从湖南打捞回“尸体”，并把灵柩停放在萍乡城内最有名望的古剎“宝积寺”，大做道场；出殡那天，还讓“八仙”扛着棺木，经衙门、过闹市，大摆排場。
　　對宋家的这场“丧事”，许多人觉得有些蹊跷：宋家儿子少小离家，一直未回，突然“死”去，又这么大张旗鼓办“丧事”，究竟有什么名堂？
　　过了不久，人们才知道，宋家的那场“丧事”，竟是一个“迷魂阵”。原来，宋侃夫到浙江后不久，便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5年，他仅16岁，便参加了“五卅”爱国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7年曾在武漢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1927年秋，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面对敌人的严刑审讯，宋侃夫坚强不屈。敌人抓不到把柄，只得将他投入监狱。后来，经过他父亲的疏通，于1930年春保外就医。
　　宋侃夫刚一迈出监狱门，就同党组織取得联系；随后，又趁家里要他回萍乡完婚的機会，避开监视人，直奔上海，找到黨中央，投入了新的革命斗争。
　　宋侃夫这一走，可愁坏了家里人：保外就医期满，怎么交差？正在束手无策之时，恰闻萍乡有一批人去進香，因翻船淹死了3人。于是，宋家想出一个“瞒天过海”的办法，在邻村买下一具尸体，移花接木地上演了那场“丧事”，不仅在萍乡县衙门前大肆操办，还在城郊造了座假墓。
　　心记三套密码进苏区 缴获物资建起“红四”电台
　　1931年初，党中央把宋侃夫从上海法南区委调到特科无线電科学习报务和机务。在教員王子纲的细心培训下，这个年轻的工科大学生很快掌握了发报、收报技术，每分钟可以收发120-130个字。
　　1931年9月，中央下达决定：“在中央搞无线電通讯的一些同志，要进入苏区，宋侃夫和徐以新同志到鄂豫皖去。”为避免进入苏区时发生意外，密码不能写在纸上带去，要背熟记在心里，到苏区后再默写出来。
　　这些密码的编制主要由英文字母变化组成，没有现成的本子，一下记住是很困难的。然而，宋侃夫只用了兩三天就熟記了其中的三个密码本。
　　宋侃夫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后。立即與王子纲、蔡威、徐以新一道投入了创建电台的艰苦工作。当时，红四方面军刚刚组建不久，電台工作完全是一片空白。
　　1932年初，部隊在新集北的潢川打了一仗，缴获了一部完整的电台，真是雪中送炭，宋侃夫急忙跑到前线去接收。有了这部電台，加上充电机，手摇马达，设备就比较完整齐全，建立电台万事俱备。
　　这年2月，在河南新县钟家畈的一间简陋的小屋中，架设好天线、安装好设备，红四方面軍第一个电台诞生了。电台負责人是宋侃夫。
　　宋侃夫（左一）陪同毛主席在武汉视察。
　　初试大捷粉碎“三路围攻” 同声翻译敌电人称“活本子”
　　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立脚生根，严重威胁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蒋介石委任四川军阀二十九軍軍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拨光洋20萬元、子弹100万发，于1933年2月向川陕苏区发动了“三路围攻”。
　　为搞到敌人的核心情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要求宋侃夫、蔡威、王子纲设法破译敌人密码。3人從分析研究敌人惯用的通信简语入手，弄清敌军番号、驻地、主官姓名，再依据敌人常用的电文格式和明码底本一个字一个字地研究，终于找出规律，破译了田颂尧军队使用的密码，源源不断取得敌人核心情报。
　　電台情报与部队地面侦察得来的情报一致，徐向前、陈昌浩如获至寶。方面军總部根据这些情报，制定作戰部署，诱敌深入，经过3个月苦戰，最后在空山坝一战中经过3昼夜激战，全歼敌7个团，击溃并消灭敌6个團。此役共毙伤敵1万4千余人，俘敌旅参谋长以下1万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三路围攻”。
　　破译成功后，只要敌人电台以“通密”发报，宋侃夫拿起电话就可直接向方面军首长念出电报内容，因此获得了“活本子”的称号。
　　“烂码”一周一换照破不误 电台成长征部队“千里眼”
　　对敌斗争形势不断发展，敵人的密码改得很频繁，几乎是一個星期就换一次，越改越乱了，宋侃夫把它叫作“烂码”，破譯起来比较麻烦。但这些“花招”也没有难倒宋侃夫，到后来不管敌人如何变，宋侃夫只需要两三个小时就能完全破译出来。由于出色的无线电通信保障和技术侦察，我军在戰斗中“耳聪目明”，十分主动。
　　为掌握敌情，宋侃夫和电臺的同志每天都在昏暗的小油灯下坚持“战斗”。有一天晚上，蔡威、王子纲和宋侃夫3人都患了疟疾，宋侃夫发烧快40摄氏度，总部突然打电话询问敌情，他打开电台，坚持收听敌台通讯，及时向总部报告了重要敌情。
　　1934年底，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贵州被敌人堵截、追击，每天行军很紧张，无暇收听敌台广播。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负责跟踪敌军电台，逐步查清中央红军周边敌情，等其宿营时立即发电告之，成为中央红军的“千里眼”。
　　红二方面军长征入川，紅四方面军也是通过敌人电台，了解到他们少粮缺衣，生活很难。宣达战役中，全靠破译了敌人兵力部署的电报，红军先敌一步占领宣汉，直插达县、万源，歼敌6个团，俘敌旅长以下4000人，缴枪8000余支及大批弹药。
　　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电务处扩编为红军总司令部的三局，宋侃夫任局长。
　　后来在西路军浴血奋战河西走廊时，宋侃夫還收到过蒋介石发给马家军的一份密电：“红军的破譯工作十分厉害，你们要特别注意。”
　　长征结束后，毛主席在延安曾对宋侃夫讲：“你们红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辛苦了，有功劳呀! 在我們困难的时候，在四渡赤水前后，是你們提供了情报，使我们比较顺利地克服了困难。”朱德在一次与宋侃夫的谈话中说道：“我们离开中央苏区，进入湘、滇、黔、川地区以及四渡赤水时，对周围敌情搞不清楚，是你们四方面军电台的同志們，也包括你宋侃夫同志，经常在深夜，把破译敌人电报的情况，整理电告我们。”

　　宋小荻回忆，父亲晚年时，手放在桌子上，还经常会习惯性地弹动手指，做发电报的动作。
　　宋侃夫（右一）与徐向前元帅（左二）、王子纲、曾传六合影。
　　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红四方面军电台台长，红军总司令部三局局长，鲁艺政治部主任的職务。解放后，曾任武汉市市长，市委第一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


粟裕的早期政工搭档高自立

                                 张雄文

    在粟裕长期的军旅生涯中，有三个政工搭档比较有名气，分别是：刘英（挺进师政委）、刘炎（新四军一师政委）以及谭震林（华中野战军政委）。其实，他早年的一个政工搭档高自立，在土地革命、抗战時期比后来的三个要风光得多，可惜解放战争后不知何故地位逐渐下降，1950年又英年早逝，于是不再为一般人知晓。
    1930底，粟裕第一次出任师级军事主官：红64师师長。师政委为高自立。红64师虽为装备简陋的师级单位，却与林彪、聂荣臻的主力红一军團一样，直属红一方面军总部，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作战。
    1931年2月，蔣介石令军政部长何应钦率领20万人，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朱毛采取诱敌深入、各個歼灭敌人的方针迎战。粟裕、高自立奉命率红64师参加了战役。
    1931年5月14日，朱毛发出“消灭王金钰、公秉藩”的命令，粟裕指挥红64师與黄公略的红三军等部一起在板坑与公秉藩部激战，打败了該敌，缴获步枪数十支，机關枪6挺，驳壳枪数支。
    战后，粟裕、高自立将战况写成短信，于5月17日派通讯员送朱德、毛泽东。如下：

总司令
政治委员
    职部昨日由罗坑出发，爬了四五十里高山，于午前十一时许在板坑右翼高山与敌公秉藩接触，直至午后五时敌始溃散。我们仅缴获步枪数十支，花机关六支，驳壳数支（系公逆部队，闻公逆本人负伤，无线电已被三军缴获）。现三军有一部在湛家坊休息，我们已派人与之联络。
    职部自昨日出发后与三军全无聯络，未知各方情况如何？行动如何？望示知。
兹送上XXXX情报一并送来之（请）查收。
   （此信送桥头江转交总司令部，如总部不在时可交其他高级机關及友军）

                                            六十四师职   粟裕  高自立
                                           五月十七日午前一时  于板坑

    这封简短却弥足珍贵的文件，是至今发现的粟裕最早的文电，也是粟裕在毛泽东、朱德直接指挥下作战的明证。
    红64师政委高自立比粟裕大七岁，江西萍乡人。这個地方是轰轰烈烈的安源煤矿工人罢工运动的策源地、秋收起义的主要爆发地（都与毛泽东有关），高自立自然是由此起步的。他1925年起在萍乡从事工人运动，1927年9月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到井冈山后，任红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一团连黨代表，与同期担任连党代表的罗荣桓、粟裕平级。但显然，他与罗荣桓一样，因为秋收起义的背景，在后来屡屡受到破格提拔，而每一次提拔就意味着一个重要的资历积累。
    担任红64师政委前，高自立与粟裕一样，基本上一步一个台阶，时间也不是太短。但此后不久，在粟裕终土地革命时期只担任师级干部，再沒有升职过截然不同，高自立上升极快，充分说明当时政工干部升职的优势以及参与毛澤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万幸。
     1931年夏也就是板坑战斗不久，高自立调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中共第四军委员会委员。三个月后，又升任红三军政委兼军委书记（原军长黄公略），成为军级干部（粟裕红军时期始终未能跨上这道门槛，成为后来授衔元帅最大的障碍）。
    1932年夏，高自立调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政委。不久兼军长。同年9月，他又调任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主任兼政治委员。
    1933年5月起，他又调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委员、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进入中央部门工作。次年1月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担任中央政府土地部部长，成为当时的政治新星。
    在长征即将开始，红军将过最艱难岁月的1934年6月，高自立格外运气地被派往苏联学习，还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次年7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最后当选为共產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又成为国际政治人物。而幾年前与其一起指挥红64师的搭档粟裕，依然还是师长，而且是仅仅500人左右，在南方山林艱难求生的挺进师师长。
    红军危机已过的1937年12月，高自立衣锦还乡，回到延安。有秋收起义“老人马”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双重身份，高自立当時比毛泽东最信任的罗荣桓还要受重用。1938年4月，他被毛泽東安排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用以牵制毛泽东的政敌、代理主席张国焘。不久，张国燾出逃，高自立马上接过其职，代理边区政府主席兼党团书记。这时候高自立的地位，与当年赫赫有名的張国焘齐平，不仅远远高于粟裕，也高于毛泽东三位最宠信的人：林彪、罗荣桓、邓小平。
    不过此后，高自立似乎失去毛泽东的欢心，一直不曾再上升。在1946年7月粟裕都成了华中野战军司令员时，他离开陜甘宁边区政府，却只担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冀热辽办事处副主任。1949年，粟裕成为三野首席代表参加开国大典时，他才是中共冀察热遼分局副书记，东北行政委員會冀察热辽办事处副主任。这个办事处副主任职务几乎干了三年，和粟裕早先多年只担任師长几无二致。次年1月9日，高自立还因病在沈阳去世，从此淹没于历史的痕迹中。
    人生悲欢际遇，扑朔迷离，命运之神往往捉弄于人。若高自立的资历给粟裕，则粟裕的元帅职务又如何能推辞掉？但粟裕有了高自立的资历，還能成为华东威名远扬、百战百胜的统帅么？恐怕很难。而没有华东的指挥经历，粟裕又如何做元帅？世事如棋，白云苍狗，只令后人感慨人生无常而已